看似“老派”的王国维 做学问的方式却很开放

1925年4月18日，王国维携家眷从城内旧居搬到清华园。尽管清华为他提供的房间数量比城内旧居20个房间少了一半多，但为了“重理旧业”，他还是接受了。

吴宓在自传中写道：“宓持清华曹云祥校长聘书恭谒王国维(静安)先生，在厅堂向上行三鞠躬礼。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装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

在很多人眼中，王国维似乎是一个看起来挺“老派”的学者。有学者评价，他是旧王朝中走出的“新民”，而在经历了辛亥革命的烽火洗礼之后，又戏剧性地成了新民国里的“遗民”。

看似“老派”的王国维，做学问的方式和态度是很开放的。

王国维早年追求新学，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曲戏剧，后又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

“学无中西”，是王国维重要的思想论述。1911年，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中，阐释了要坚持“学无中西”的理由：“何以言学无中西也?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即从俗说而姑存中学、西学之名，则夫虑西学之盛之妨中学，与虑中学之盛之妨西学者，均不根之说也。中国今日，实无学之患，而非中学、西学偏重之患。”

在《国学丛刊序》中，王国维指出，他认为当时少有人能对中西之学都“贯串精博”：“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

1915年，王国维在日本写成《三代地理小记》。这部著作最重要的贡献，是提供了一种古史研究的新思维，即古史研究必须建立在实证基础之上，古代文献与地下文物要相互参证。以实证史，又以史证实，即所谓的“二重证据法”。

有学者认为，对王国维、陈寅恪这一批人来说，背后做学问，内心存在一个“属于学术的民族主义”——为什么汉学研究的精华在欧美，而不在中国呢?这一批学人希望把中国的学问研究发展起来，同时，有效借力西方专业的科学方法。

王国维架起一座沟通中学与西学的现代桥梁，他的研究论著，饱含中西学术的比较、互相参照而得出的结论，善于用中国的语言、概念和范畴与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相结合。

王国维的学术思想体系，是中学与西学相互结合后的重新创造。《人间词话》是王国维一部代表东西文化交互影响的著作，阐发了“境界说”。王国维将“境界”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 两种形态。“境界”的实现需要“情”与“景”的交融，方法有“写境”与“造境”。

王国维受到康德、叔本华哲学的影响，其“境界说”超越了传统“境界说”，自成完整的美学体系。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伦理学史上睿智的先行者和开拓者。他有译著《伦理学》《西洋伦理学史要》;论著《论性》(又名《就伦理学上之二元论》)、《释理》《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叔本华与尼采》《孟子之学说》等。这些成果，在传介西方伦理学、分析研究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方面，具有巨大的开拓意义。

世人都在称赞王国维的学贯中西。掌握现代学术的方法，是贯通的有利条件。同时不容忽视的一点是，贯通的前提，必然是打好扎实的国学根基。唯有具备深厚的中国传统学问积淀，才能与西学展开对等而有分量的对话。

1929年6月3日，在王国维去世两周年之际，清华国学研究院师生集资建起了“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

如今在清华大学校园里，今人依然在凝视王国维的纪念碑。集哲学、史学、美学、戏曲学、甲骨学、敦煌学等研究于一身的王国维，是20世纪初学术界的巨星。

碑文是陈寅恪撰写的：“士之读书治学，盖将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就在建纪念碑的这个夏天，清华国学研究院也走完了4年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