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灾发生后,直升机紧急灭火。视频截图
真实最有力量。《切尔诺贝利》的创作人克雷格·马青(Craig Mazin)从一开始就确立本剧要尽可能忠实于历史的真实,在细节上也尽可能的准确。而且,切尔诺贝利事件给人们的教训之一就是,掩盖真相只会适得其反,马青不想自己也成为那个歪曲真相的人。
写剧本之前,马青走访了切尔诺贝利隔离区。这片区域自从三十多年前被疏散后就成为空城,乌克兰人还开展起了隔离区旅游的项目。仅去年一年,全球就有72000名“探险者”慕名前来。
马青的两个导游就是当地人,马青在他们身上感受到了那场灾难给当地人带来的影响,这令他感触颇深:“这个故事是苏联人的故事。历史上,他们经历过沙皇统治、大革命、纳粹入侵……以及切尔诺贝利,受过很多苦难。我要把这部剧献给他们,我要以他们的视角来讲述这个故事。”
重建切尔诺贝利
还原历史不是一句空话,它需要靠无数准确的细节来支撑。《切尔诺贝利》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工夫。
虽然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现在仍然保存着,但到那里拍摄显然不现实。剧组初步考虑在乌克兰拍摄。他们也确实在基辅拍摄了一些镜头,但乌克兰的电影免税政策还处于蹒跚学步阶段,最终制作方决定,还是不要当小白鼠冒这个险了。
随即,他们把目光投向了乌克兰西北方向的国家立陶宛。这个国家以前也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他们为外国电影制作提供20%的税费减免优惠。更重要的是,他们也有一座核电站——伊格纳利纳核电站,它是和切尔诺贝利同一时期建造的,外观及附属设施如出一辙。
立陶宛为了加入欧盟,正在关闭这座存在隐患的老核电站。剧组以为核电站关闭工作早已完成,但去了后才知道不是这么回事。有一天,他们还被告知不能拍摄,因为电站在清运物品,当时剧组成员的护照也被收走了,搞得大家挺紧张。
“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在1986年的4月26日,剧组拍摄这部剧的时间也选择在了春夏之交。除了核电站,他们还把“莫斯科”也搬到了立陶宛,许多医院的戏都是在考纳斯(立陶宛第二大城市)拍的。
立陶宛脱离苏联后,极力想摆脱旧日记忆,因此剧组想要找到那种完好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苏式建筑,比较难。幸好立陶宛当地的工作人员热情能干,在他们的帮助下,一座座破败建筑又重现出崭新“旧”貌。
很多当地人仍记得当年苏联时期的生活是怎样的,从服装、手表、眼镜,到室内装修、窗户上的铁栏杆……他们为剧组拍摄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比如,有场戏中人们带午餐上班,这些“顾问”就会提醒说,苏联人不用纸袋装午餐,他们用饭盒。
《切尔诺贝利》是有史以来在立陶宛拍摄的最大制作,因此人手方面有些不足,特别是工作量最大的道具组和服装组。不过立陶宛人用他们的热情和专业弥补了不足,所有人都对他们赞不绝口。
剧组得到特批,可以进入立陶宛的所有关键设施。他们将首都维尔纽斯外的一个废弃工厂作为大本营,在附近一个未完工的摄影棚里搭建了巨大的核反应堆,剧中核反应堆泄漏的内景主要就在这里拍摄。当然,后期还要加上些电脑特效。
口音问题
虽然已经如此注意细节,但《切尔诺贝利》播出后,演员的口音问题还是引起许多观众质疑。
这是因为:本剧虽是苏联故事,但是找了一帮英美演员来演,三大主演杰拉德·哈里斯(Jared Harris)、斯特兰·斯卡斯加德、艾米丽·沃森全都说着一口英国腔。观众质疑为何没有找乌克兰或俄罗斯演员?为何演员说话没有俄国口音?《好莱坞记者报》的剧评就揶揄说,看《切尔诺贝利》感觉穿越到了《唐顿庄园》。
对此,执导了本剧全部五集的导演乔韩·瑞克(Johan Renck)给出了解答:一切都是从艺术创作角度而做的取舍。
他和克雷格·马青都认为,如果让演员说俄语,那么这部剧的观众可能就会被限制为母语是俄语的观众了,此非他们所愿。
瑞克和马青也不想采取折中做法,让演员模仿外国口音。事实上,他们希望演员能以最自然的方式说出台词,最终让观众完全忘掉语言的问题。如何淡化语言?《切尔诺贝利》采用了“混搭”的方式。剧中有些地方会使用到俄语,比如第二集开头的那首诗歌,就是俄语朗诵的。
拥抱一种文化,语言固然重要,但超越语言的部分也很重要。具体在本剧中,就是苏联人特有的表情、肢体动作等行为模式。这对英国演员是个难点,因为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人多面无表情,就像普京那样;而英国人恰恰相反,他们的表情异常丰富。
辐射强度
切尔诺贝利事故到底造成多少人死亡,到现在也没有明确定论。正如剧中所演,事故发生后的第一时间,人们还没意识到灾难的严重性。苏联方面也没有及时通报,是瑞典科学家第一个检测到空气中辐射值的异常,然后美国通过间谍卫星拍照看到了一切。
消息在西方传遍后,苏联承认了这起事故,并在国内电视新闻中插播了一则简短的报道。切尔诺贝利附近的居民在事故36小时后才开始撤离,很多人后来因为辐射而患上甲状腺癌,生孩子的畸形率也很高。
剧中有一个细节:在医院里,医护人员把那些核电站救火的消防员们的衣服扔在地下室的房间里。这是确有其事的,这些衣服现在仍在那个地下室里,任何人都不得靠近,因为辐射太强。可想而知当年消防员受到的辐射值有多高。
恐慌蔓延
剧中,苏联核专家瓦莱里·列加索夫向官员们解释核辐射的危害时说了一段话,他说:“每一颗铀原子就像一颗子弹,它们可以穿透一切,无论是金属、混凝土,还是血肉之躯。现在,切尔诺贝利有3万亿颗这样的子弹。它们有的能发射五万年都不停歇。”他并未夸大其词,核电站所在的普里皮亚季市被认为至少在三千年内都不适合人类居住。
切尔诺贝利事故给全世界带来的恐慌也是真实的。主演艾米丽·沃森还记得当时她在上大学,学校里去苏联交换留学的人都提前回来了;杰拉德·哈里斯当时在伦敦,因为核辐射影响了威尔士部分地区,他们不敢喝牛奶、也不能吃威尔士羊肉,那段时间新西兰羊肉成了抢手货。
戏剧化
剧中,工人们冒着辐射危险去执行任务,指挥者说,“每年四百卢布津贴”。但历史中,执行这项任务不是什么工人,也没有什么津贴,是高级机械工程师阿列克谢·阿纳年科(知道闸门所在位置)、控制单元高级工程师瓦列里·别兹帕洛夫、切尔诺贝利反应堆值班长鲍里斯·巴拉诺夫三人志愿执行这项任务的。
在《切尔诺贝利》中,上层极力掩盖真相,甚至不惜牺牲生命,而身处下位的主人公要么怒斥,要么瞪大双眼直视,以显示自己的英雄气概。这些和事实有很大不同。实际上,苏联动员是相当高效的,当天下午仅用3个小时就疏散了44460人,民防和内务部队当天就进驻了事发地,开始动用直升机向反应堆填沙土和铅。
■ 亲历者口述
●“7点,我被告知他在医院里。我闻讯立刻跑到医院,可是警察已经将医院团团围住,不准任何人进入,除了救护车。我听见那些警察冲着人群大叫道:救护车有辐射,大家离远一点!我开始四处寻找我的一位朋友,她是这家医院的医生。当她从一辆救护车上跳下来之后,我立刻冲上去,一把抓住了她的白大褂:“让我进去!”“不行,我办不到。他的情况不好,所有人都一样。”我死死地抓住她:“让我看看他就行!”“好吧,”她说,“跟我来。你只有15分钟的时间,最多20分钟。”
●“当时,我们新婚燕尔。即便是去商店,我们也会手牵着手一同前往。一天晚上,我听到楼下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他说:“关上窗户,回床上去睡觉。反应堆着火了。我很快就回来。”
●“他的肺和肝的碎片都从嘴里跑出来,他被自己的内脏呛到。我用绷带包着手,伸进他的嘴里,拿出那些东西。”
●“我回到医院,看到床边桌上摆了一颗橙子,很大,粉红色的。他微笑着说:‘我的礼物,拿去吧。’护士在帷幕外对我比手势说不能吃。‘吃啊,’他说,‘你喜欢吃橙子。’我拿起那颗橙子,他闭上眼——他们一直替他注射,让他入睡。护士惊恐地看着我。我记得当时有人说:‘你要知道,那不是你的丈夫了,不是你心爱的人了,而是有强烈辐射、严重辐射中毒的人。你如果没有自杀倾向,就理智一点。’ 我发狂似的说:‘但是我爱他!我爱他!’他睡觉时,我轻声说:‘我爱你!’走在医院中庭:‘我爱你。’端着托盘:‘我爱你。’”
——消防员瓦西里遗孀口述
摘自获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乌克兰记者Svetlana Alexievitch的《切尔诺贝利的悲鸣》
撰文/尼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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